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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研究對於經濟發展的投資報酬率其實很高，但台灣資源有限，研究方向與經費運用，需要更有效的管理策略。 撰文／孫以瀚2016年，美國大企業的39位領袖在《華爾街日報》刊登巨幅廣告，聯合呼籲美國政府應重視基礎研究，認為政府對基礎研究的資助是對經濟繁榮、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的投資。現今許多重要科技都衍生自基礎研究，例如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美國科學促進會前會長普瑞斯（William H. Press）曾擔任美國總統歐巴馬的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副主席，他在2013年於《科學》撰文分析，認為影響生產力的傳統因素（例如土地、勞動力、資本）缺乏擴充性，只能造就線性成長；而科技躍進可以形成正向回饋（促成更多科技發展與產業進步），帶來經濟的指數成長。過去基礎研究的投資報酬率每年可達20~60%。正所謂基礎研究不為商機，但商機無限。既然基礎研究的投資報酬率很高，為何企業界自己不投資，卻呼籲政府投資？這是因為企業為了股東利益，期望投資在短中期即有回報，因而在研發上重開發、輕研究。只有政府為了公共利益，才有可能穩定投資基礎研究，期待中長期的回報。如果基礎研究的成果可為全人類所用，那任何國家只要等別人做出來之後坐享其利就好，何必自己投入大筆經費從事基礎研究？普瑞斯的答案是：透過建立學術機構與企業的群聚，使企業研發在本國扎根，推動基礎研究的國家即可因佔據地利而獲益，美國的矽谷及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就是群聚效應最好的例子。台灣是資源有限的小國，科技政策是否該有別於科技大國？我們得承認台灣通常只能追趕世界潮流，努力不落人後。如果要超越，我們不能比資源，只能憑藉創意，尤其是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所以更需要鼓勵創新的基礎研究。台灣的學術研究幾乎全仰賴政府支持，極少民間基金資助，因此政府的科技政策直接影響學術研究的方向和重點。在重重限制下，政府應如何支持基礎研究？基礎研究需要穩定的經費支持總統蔡英文及科技部長陳良基都一再強調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學界卻一直抱怨基礎研究經費減少。部份原因在於何為基礎研究、何為應用研究，彼此認定不同，造成學界與科技部該如何妥善分配經費沒有共識。基礎與應用研究的區分有各種說法，常見的是基礎研究是由好奇心驅動（curiosity-driven），應用研究是任務導向（mission-oriented）。但任務導向的研究裡也可能有很多基礎研究（例如癌症治療是重要的任務導向，而細胞週期調控是基礎研究，卻是癌症研究的基石），所以基礎與應用很難明確區分。重點既然在於經費分配，學界看重的其實是研究人員能否依自身興趣選擇研究方向。我提一個簡單的方案，就是至少要維持（當然最好能增加）科技部在各學門的預算佔總科技預算的比例。科技部的研究計畫經費可簡單區分為學門及專案。學門是由研究人員自行提出想做的研究，有些沒有明顯或短期內的應用價值，有些雖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例如疾病、能源），卻還在探索階段，離實際應用尚遠。這些計畫經由同儕審查，科技部不會指示審查方向，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模式。相對而言，專案計畫（例如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量子電腦）是科技部選定的重點推動方向，通常是為了解決國家重大問題或產業發展需求，採由上而下的模式。專案及學門是兩種不同的投資策略，應該並重，而維持對學術司的學門研究預算，可確保基礎研究的能量。提高投資基礎研究的成功率國家投資基礎研究應該著眼於長期的經濟或社會效應，而非學者的論文數量。我覺得有三項策略，可以提高投資成功率。投資績優股：對於表現傑出的研究人員，要給予長期穩定的投資以維持研究動能。這些人會持續發表優質論文，但真正目標還是在於能否創新突破。一來研究的突破有時來自意外發現，具有傑出表現的人較可能具備好眼光，能抓住重要機會；二來科技部的投資要能即時且有彈性的加碼，才能快速掌握先機。多年期計畫如能一次核定多年經費，且放寬跨年流用的門檻，將使得經費運用更有效率。科技部現有的領航計畫、攻頂計畫，基本上是依學者成功的程度逐步加碼。最近的哥倫布、愛因斯坦計畫著眼於培養年輕學者，雖然立意良善，但短時間內給予高額經費，對年輕研究人員未必是好事。最好能夠循序漸進，讓每人在計畫第一年所獲得的補助金額略低，以後依其進展逐年篩選淘汰，表現好的逐步加碼。年輕固然是本錢，但過度強調年齡限制，可能也會讓辛勤耕耘多年已建立基礎的中壯輩學者情何以堪，不利維持研究動能與國家整體科技發展。鼓勵創新：許多研究人員一直延續過去攻讀博士學位或博士後時期的研究，但受限於研究資源，競爭力漸失，只能產生一些創新度不高或影響力不大的論文。政府投資科研應該鼓勵大家做些創新、具高風險與高影響力的研究。過去國科會曾推出「拓荒計畫」，不看過去成果，只看創意，計畫補助金額不高，只是做為種子經費，讓研究人員有機會測試高風險的創新想法。測試期間一年，不成功的就淘汰，有機會的再加碼補助一年。在這樣的策略下，也許大部份嘗試可能失敗，但只要有少數成功，就可能有重大突破，站上世界領先地位。很可惜，拓荒計畫被中止了，希望還有機會恢復。鼓勵跨領域討論與合作：美國國家科學院前院長艾伯茨（Bruce Alberts）曾說：「突破常來自於把其他領域的工具與觀念，引入應用於解決自己的問題。」所以鼓勵跨領域的交流討論，才有機會了解不同領域的工具與觀念，找到合作夥伴，同時刺激研究人員思考，跳出個人的思考框架。過去我舉辦一系列的跨領域腦力激盪討論會（稱為「腦趴」）推動神經科學的討論，重新激起研究人員的熱情與雄心。前兩項策略的成功關鍵，一是要鼓勵研究人員大膽挑戰，二是要改變審查標準以及找到好的審查人。正如中央研究院院長廖俊智多次在公開演講中說：「要看影響力（impact），不是影響因數（impact factor）。」審查時不要過度強調論文數量或發表在什麼期刊，重要的是評估研究計畫的創意以及獲得成果後能否帶來重大影響。所以先要有伯樂，才能找出千里馬！培育有科學思維的人才有一種說法，認為80%的影響力來自20%的論文，也就是大部份研究論文的重要性甚低。科技部研究計畫的通過率約有35~45%，但大部份都是在主流之下做些「跟隨式」（me-too）的研究，可預期的學術價值不高。既是如此，為何還要支持這些研究？我曾為此問題思考很久，考慮是否應採菁英主義，降低計畫通過率以提高個別計畫的經費。但是看到許多老師在崗位上利用極有限的資源，努力訓練學生從事研究，我發覺科學研究的另一個價值，正是人才培育。研究除了產出論文與專利，還有人才。透過參與研究計畫，這些學生、助理、博士後研究員學習如何有系統且嚴謹地分析問題、蒐集文獻資料、彼此討論、進而找出解決的途徑。具備分析、溝通及解決問題能力的人才，可以在社會各行各業有所發揮，對整體社會的理性進展極為重要！因此除了投資績優股之外，也應維持廣大且分散於各校的學門研究計畫，才能廣蓄人才。